2026开年以来的两大国际事件——美委战争和美以伊战争——对全世界造成强烈震荡，迫使各国进一步思考全球风险时代的发展安全问题。这两场战争，尤其美以伊战争，不仅是政治战和军事战，也是影响全球的基础设施战、能源物资战和人心认知战，凸显能源物资、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地缘主体、国际规则、族群冲突等很多问题的关键性和复杂性。这种关键性和复杂性对政策界、理论界、产业界都提出更高要求，极有必要对其系统深入研究。

  本文着眼于全球进入更高风险、更高成本、更去中心化阶段，提出我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关键六边形”框架，即以问题为主导，以服务国家发展的策略、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为主题，以有效识别预警和应对化解外部风险为主轴，围绕“关键产能、关键资源、关键设施、关键规则、关键主体、关键在人”六个问题开展系统性研究 。生产力层面的关键资源、关键产能、关键设施，从原料端、产出端、流通端等共同构成发展安全的硬基础。生产关系层面的关键规则、关键主体、关键在人，则共同塑造国际政治经济秩序，是影响发展安全的软要素。六者构成一个系统性的研究网络。随着这样一些问题日益凸显并得到重视，相关研究逐渐增多，亟待系统整合、再作突破。科技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自2019年以来就围绕相关问题开展研究、推动讨论、建言献策。特发布此文，供读者和研究人士参考。文章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

  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表决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纲要》，对“加强区域国别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实践需要是学术发展的源动力。近代以来，新兴大国在走向世界舞台中央的过程中，都经历了一个涉外研究大发展的过程。最典型的就是二战后美国为维护自身战略利益，大力扶持发展国际关系、区域国别等涉外研究。当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正迅速成为“显学”，呈现空前热络繁荣的局面。必须清醒地看到，区域国别研究范围宽广，可谓是包罗万象，不能无的放矢、泛泛而论。惟有坚持以问题为主导，以服务国家发展的策略、维护国家发展利益为主题，以有效识别预警和应对化解外部风险为主轴，聚焦涉外领域最紧迫、最基础的核心问题，方能确保区域国别研究精准发力、高质高效推进，并在此过程中推动区域国别研究尽快实现从热闹的“显学”向学科根基扎实、智力贡献突出的“实学”转变。

  从现实需求来看，发展始终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基础，快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是我们在错综复杂的世界变局和愈发激烈的大国博弈中掌握历史主动、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我们在涉外领域面临的最紧迫、也最具基础性的问题，说到底还是围绕中国式现代化这个最大的政治而展开，集中体现为维护我们国家发展安全问题。当前，一些西方国家执意奉行经济民族主义，蓄意挑动大国冲突和地区冲突，大搞所谓“脱钩断链”，推动经济领域“武器化”“战场化”“泛安全化”，对全球产业链、技术链、资源供应链、经贸设施链、经贸规则链等产生强烈干扰和冲击，不仅加剧全球经济风险，更对我们国家发展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如何切实聚焦事关我们国家发展安全的关键环节，科学识变、积极应变、主动求变，以历史主动精神克难关、战风险、迎挑战，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和高水平质量的发展，理应成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主攻方向。本文拟提出以“关键产能、关键资源、关键设施、关键规则、关键主体、关键在人”为主干议题的“关键六边形”研究架构，为提升区域国别研究聚光度和整合度提供思路参考。

  高风险叠加迸发，是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突出特征。在世界多极化、区域集团化、大国对抗化三重趋势下，美国的战略性调整、交易性操纵、策略性挑动及其全球联动效应，将在过去十年全球化成本连续攀升的基础上造成一个更险更贵的世界。全球化模式已经从高聚合、低成本的1.0版，转向高分化、高成本的2.0版。对我们这样一个利益越来越全球化的大国来说，这是最绕不开的基本风险。由于作为世界帝国体系的“全球美国”与作为世界帝国底盘的“本土美国”之间矛盾难以调和，美国正从全面扩张走向适度收缩，但这种收缩不是收手，而是更有选择性的战略聚焦，可以说是霸权管用的事情任性办，霸权成本过高的事情看着办，霸权赔本的事情能不办就不办。在这种情况下，世界进入更加“去中心化”的阶段，在未来某个时点形成新一轮“中心化”秩序之前，我们都将面临这个过渡阶段的种种剧烈动荡。在此仅列举其中三种风险：

  一是全球生乱、扰我海外。仅从经济角度看，现有统计显示，今天我国的涉外利益已超过10万亿美元，包括7万多亿对外经贸以及3万亿左右对外投资，未来大概率还将规模增长。与此同时，由于美国收缩但不收手，全球进一步生乱是大概率事件，各种突发性的国际冲突、重大冲击乃至人祸型的重大灾害还会出现，我国的海外利益也面临更多风险。对美国来说，既然不能像以往那样随心所欲地坐享霸权收益，那么一个“四处起火的世界”反而有利于其重新定价要价、遏制竞争对手。鉴于这种局面，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既要深挖世界主要大国拓展海外利益的历史、手段和效果，也要梳理总结过去一个时期以来我们经略海外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围绕中国海外利益风险及保护机制开展系统性研究。

  二是豪强林立、步步维艰。一些人认为美国的战略调整将造成权力真空，如果换个角度看，其实是腾出了“养蛊为患”的空间，即怂恿或放任各区域的所谓“中等强国”“摇摆国家”等扰动、重塑局部秩序，抬升全球交易成本。美国此前一个阶段的“结盟政治”，本质上是美国自己战术性后仰、扶植某些国家对华发难；现阶段的交易性操纵和策略性挑动则会产生恶性示范效应，让更多自认为“手里有牌”的国家重新要价。这是我们不得已面对的新常态，可能会引起我们在新的国际丛林社会中处处受制，可想而知未来需要协调解决的问题规模有多大。

  三是代理战争、困遏周边。我们这个时代和一百多年前很像，可能引发世界级冲突的条件正在积聚。从某一些程度上看，当前世界正处于某种战争对抗状态中，只不过表现为政治经济对抗和各种各样的形式的代理战争。如果我们认真研究冷战的历史，不难发现今天美国正在谢幕的最后一代战略家及尚未成熟的新生代谋士，正试图用冷战的老办法来对付一个完全不同于苏联的新中国。在此背景下，未来我国周边连续爆发各种各样的形式动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高于世界别的地方。对此，我们的区域国别学也需要着眼陆海地缘和空天星缘新格局，从全球史眼光、新战争形态、新体系构建等多种角度加强周边问题研究。

  以上这些外部风险相互叠加，使得过去我们习以为常的一些领域都变成关键领域，从而衍生出许多核心问题，既有生产力层面的，也有生产关系层面的，总体上构成一个六边形的研究框架。

  关键产能包括关键产业与关键技术两个维度。当前及未来一个时期，围绕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的国际竞争必然加剧。产能优势是我国的巨大经济优势，事关国家战略主导权。如何维护好这一优势，保产能体系持续稳定，保产业体系优化升级，保技术迭代新质高效，保产能内外供需合理配置，加快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始终是维护我们国家发展安全的重中之重。

  就区域国别研究而言，首先要以这个“重中之重”为牵引，重视信息电子、新材料、新能源、新化工、人工智能、工业智造、先进装备、军工制造、海洋船舶、航空航天、生物医药等关键产业及相关关键技术的全球发展状况，持续追踪分析世界主要国家的关键产业链、技术链及投资链，为我国产业布局和技术规划提供必要参考。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背后的政治经济学，把相关区域国家的产业政策、科技政策、有关规定法律制度和代表性企业的经营模式、成败得失、变革趋势等研究明白，摸清其关键产业和关键技术的优劣长短，研判产业保护主义和技术民族主义风险，为我国在国际产业及技术竞争中取得先机、占据主动提供信息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我国对外产能转移和技术输出呈现加速势头，但受地理政治学影响，其中的风险不容低估。产能转移和技术输出是一把“双刃剑”，到底转什么、转多少、转哪里、怎么转？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要结合国内产业高质量发展、内外经济循环、企业经营布局、不同国家禀赋、区域安全形势等因素通盘思考，做出有价值的对策研究成果。

  关键资源主要指关键矿产与关键物资。“矿政治”是近代以来国际政治经济竞争的主线之一，随着西方资本垄断全球矿业的格局被逐渐打破，矿业已成为中国企业全球化的关键突破口。今天的关键矿产之争是老问题在新形势下的延续，本质上关系到新一轮产业及技术竞争。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尤其要关注三个方面：

  一是接入关键矿产知识体系。受国际经济“泛安全化”趋势影响，关键矿产的范围已不再局限于某些稀有金属。对于工业部门中的黑色金属、有色金属和各种非金属矿类，以及与之相关的勘探、规划、开采、加工、冶炼、化学制造、资源回收利用等业态，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都需要将其纳入研究框架，形成关键矿产问题分析图谱。

  二是摸清关键矿产来龙去脉。不仅要分析西方资本矿业垄断的历史脉络和运作网络，也要分析相关区域国家的关键矿产现状及政策、全球矿产经济业态、大宗矿产交易模式、跨国资本定价机制及资源民族主义趋势，更要分析中国矿产企业走出去的经验教训、潜在风险与应变之策。

  三是谋划关键矿产全球治理。面对全球矿产资源控制权之争，要深入分析当前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体系的症结与挑战，积极谋划我国参与全球矿产资源治理、促成公平可持续的治理新格局的现实路径。

  除了关键矿产，同样不容忽视的是关键物资，即粮食及种源、能源、淡水、农化物资、医药物资、建筑材料、大宗消费品消耗品等基础性或战略性物资。在全球化的和平年代，这些物资流转供应通畅，人们习以为常；但在战争冲突风险上升、全球避险心理作用之下，这些物资举足轻重，其紧缺状况直接影响国计民生。如果说关键矿产会“卡脖子”，关键物资则随时有可能“饿肚子”“卡命脉”。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把这些物资在全世界内和在相关国家中的生产、交易、流通、储备等机制梳理清楚，分析其背后的政治经济学规律，并为有几率发生的物资紧张局面做好策略准备。

  近年来的欧洲北溪天然气管道被炸、俄罗斯被SWIFT系统排除、红海航道危机、北极航道争端、马斯克“星链计划”、巴拿马运河权属之争、美以伊冲突中的“关键基础设施之战”等等，让全世界都意识到关键基础设施的巨大威力。从广义上看，除了具有关键意义的军事基础设施以外，全球关键基础设施至少有五类：

  一是合作基础设施。即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合作机制，例如区域联盟、战略倡议、经济合作框架等。这是一种制度性或关系性的基础设施。

  二是交通基础设施。既包括具有战略意义的区域通道、海空航线以及海陆走廊，也包括作为关键枢纽的港口、铁路、运河、边境公路、口岸、集散中心等，还包括大型陆运、海运、空运力量等。

  三是信息基础设施。既包括国际传播体系、媒体平台、网络站点平台、人工智能大模型等软件，也包括卫星、通信基站、陆海光缆、互联网服务器、云计算中心、数据中心、算力设施等硬件。

  四是金融基础设施，既包括制度性的国际货币体系、货币金融组织、货币储备机制，也包括技术性的国际清算系统、跨境支付系统、金融交易市场、货币互换机制等，还包括新兴货币形态、非正式金融网络等。

  五是资源基础设施，例如重要的能源管网、发电设施、新能源设施、淡水系统、热力系统等。

  在五类关键基础设施中，合作基础设施具有制度性的纽带作用，各种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与协调运行，都建立在共同合作意愿与合作机制的基础之上。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要在比较分析全球各类合作基础设施的基础上，摸清后四类基础设施在全球及有关国家的建设、运营、布局、重组等情况，分析其背后的地理政治学经济逻辑，揭示潜在的漏点、堵点、风险点，为我国优化经贸运转通道、建设及对接海外基础设施、创造信息交互及金融运行的国际公共产品等提供前瞻性的意见建议。

  规则标准制定权是最高国际权力。这里的关键规则，主要指一些重要的国际政治规则、经贸规则、法律规则以及国际惯例，例如管辖规则、主权豁免规则、经济管制规则、仲裁调解规则以及一系列国际性行业性标准等。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既要梳理这些规则和标准的历史生成逻辑及实践现状，跟踪分析其在国际秩序转换期内的调整、重塑及衍生效应，辩证分析其合理与不合理之处，提出改进措施或革新方案；更要针对新兴领域、新兴问题、新兴需求，及时研发创制新规则、新标准、新机制，以推动建立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

  值得注意的是，关键规则不仅仅局限于一般法律规则或国际法规则。世界经济的运行除了依赖这些正式规则，还依赖大量非正式的、地方性的或不成文的规则，二者分别对应着主流经济体系和非主流经济体系。事实上，世界经济长期存在两种交错运行的体系：一种是以美元霸权为基础的，被西方主导规则所支配的主流经济体系；另一种是美元霸权之外的，依靠非正式的、地方性的或不成文的规则运行的非主流经济体系。随着美式制裁的加码升级和美国霸权的相对衰落，包括一些西方国家在内的许多国家都在寻求避险之道，对非主流经济体系的国际需求持续上升，非主流经济体系的功能将更突出。更何况，中国企业在“出海”过程中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规则统一、法律完备且得到严格执行的世界，而是一个个法治水平参差不齐、规则制度千差万别的国家。

  有鉴于此，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宜与涉外法治研究相结合，不仅要认真梳理研究国际上和相关国家的正式规则和法律制度，还要认认真真地对待在国际经济体系和一些国家中发挥关键作用的非正式规则，剖析其存在的背景、原因和作用机制，从而结合实际拿出灵活管用的涉外问题解决方案——并不全是纯粹的法律方案，而是容纳多种有效规则的综合解决方案。同时做好这两方面的研究工作，我们才可以发展出更自主、有效且不乏包容性的涉外法治体系，也更加有助于推动国际规则标准体系的优化创新。

  在世界多极化、区域集团化、大国竞争化的趋势下，世界出现了广阔的“新中间地带”。长期以来，人们的注意力主要集中于大国政治，但在国际秩序转换期内，一些中小国家或国际行为主体往往因为自身特殊禀赋或国际条件变化，而成为全世界局势转换或区域局部秩序重塑的关键参与者，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产生关键影响。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固然要关注大国本身，但还要注重研究“四类主体、一种网络”：

  第一类是战略支点型国家，或者也可以称之为枢纽型国家，主要指一些地区强国或关键小国，有的长期重要，有的随着条件变化而凸显重要性。第二类是重要国际组织。第三类是重要跨国企业，尤其是跨国财团、跨国金融与产业联合体等。第四类是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特殊集团，一是跨国非政府组织、跨国宗教团体等，二是黎巴嫩、胡塞武装等非国家武装行为体，三是大型私营军事安保集团等。对于第一类主体的研究，重在分析其内政体制、经济结构、社会力量构成、历史背景和文化特点及对外政策取向。对于后三类主体的研究，尤其要关注其组织形态、运作机制、分布网络、发展的新趋势及政治经济影响力。

  在研究四类主体的基础上，咱们进行知识整合，能更加清晰地发现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而摸清一种网络型主体——主要大国或国际权势集团在全球的战略布局、力量构成、资源网络及利益要害。把这一些状况摸清楚，对我们客观评估全球政治经济风险的分布情况、研判相关风险的可能走势及传导机制、寻找对冲风险方法和不对称策略、优化对外政治经济布局具备极其重大意义。

  我们讨论发展安全、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出发点和落脚点都在人这个能动主体上。今日世界之所以发生剧变，也是因为人的能动性在各种内外因素的作用下发生了重大变化。就区域国别研究而言，有四个关键问题值得关注：

  一是人口问题。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重要性和严峻性不用多说，我们大家可以基于全球视野和中国国情开展比较研究，总结相关历史、社会、经济规律，提出应对之策。

  二是人才问题。无论是参与全球治理，还是经济走出去、引进来，我们不仅需要新一代兼具中国胸怀、国际视野及区域国别知识储备的涉外治理人才、企业家、科研工作者及各类专业技术人员，还需要一支高素质、梯队化、传帮带的产业专业化队伍。我们要研究怎么样培养好、使用好、保护好这些生力军，从教育培养、选人用人、人才保障、劳动保护等方面思考体制机制创新之道，为中国的全球化新时代做好人才储备。

  三是人群问题。过去三十多年西方的“文明冲突论”之所以盛行，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包裹在文明外衣下的全球不平等和族群利益矛盾不仅没有减退，反而不断以新的形式爆发，以至于反复扰动全球及区域政治经济合作。我们对族群问题的关注，不仅要有国内视角，更要打开国际比较视野，尤其要对主要国家的文化脉络和民族特质、西方种族主义与族群政治、全球民族主义浪潮、国际移民问题、跨境民族问题等开展深入研究。这样一些问题虽然看上去与发展安全问题不直接相关，却对发展安全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四是人心问题。随着全球进入一个人心涣散、心智迷惘的“精神空窗期”，全球范围内的文化思想之争愈演愈烈，新旧话语体系的转换正在进行之中。在国际政治经济领域，实力对比的变化固然决定心态走势的变化，但围绕定义权、叙事权、解释权的竞争也对人心向背具备极其重大影响。针对国际上的各种杂音，当代中国立足于改革、开放、和平、发展的丰富实践，以“天下一家、和合共生”为哲学起点，直面不平等的全球等级结构和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宏阔视野下提出“四大全球倡议”，从发展、安全、文明、治理四个维度为世界之困提供了系统性的中国之策。在此基础上，我们的区域国别研究要融通中国观和世界观，进一步丰富发展中国的世界话语，并与国际社会开展建设性对话，为建立中国自主区域国别知识体系、重塑国际政治经济话语权、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和包容共生而贡献力量。

  总体来看，上述六个核心问题构成一个“关键六边形”，这并不是一个固定的、静态的、封闭的认知体系，而是一个有机的、动态的、开放的研究框架。从研究角度来说，六个关键问题不是根据专业学科或行业界别划分的，而是基于鲜明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导向提出的。

  六个关键问题并非相互孤立存在，而是相互联系，整体上构成一个系统性的研究网络。其中，关键在人是基础的基础，既是关键主体的底层能动因素，也是关键规则的核心制动因素，三者共同塑造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秩序，是影响发展安全的软要素。但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及秩序不仅仅体现为人、制度、行为体的相互关系，更建立在实实在在的物质基础之上，即由关键资源、关键产能、关键设施从原料端、产出端、流通端等共同构成发展安全的硬基础。可以说，关键资源、关键产能、关键设施决定了关键主体、关键规则、关键在人的能动空间，而后三者又通过相互作用不断推动发展安全基础的调整、重塑和巩固。这一切都从人本身出发，最后又回归到人本身，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归根到底都是要解决我们今天在生存和发展上面临的问题挑战。

  正因为如此，当我们把这个框架融入区域国别研究之中时，尤其需要突破专业化壁垒或分科化藩篱，运用系统思维开展专题研究与知识整合。哪怕是针对某个具体而细小的涉外问题的研究，也可以放在这个整体框架中加以审视，或由这一框架而延展某个细小问题的辐射力，从而以小见大、见微知著。如此才能突破隔阂、强化关联、掌握规律，实现可持续、高质量、系统性的区域国别知识生产，为新时代中国统筹高水平质量的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坚实的智力支撑。

  [1] 强世功、张佳俊：《大道执中：驾驭新发展格局与新安全格局》，东方出版社2025年8月，第1-2页。

  [2] 王伟：《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基础及其话术构建》，《当代世界》2025年第8期。

  [3] 汪恩满、程萍、董馨阳、张凤廉、王飞宇：《全球矿产资源治理新格局及中国参与路径探索》，《中国国土资源经济》，2025年第10期。

  [4] 张佳俊：《区域国别研究与涉外法治研究的双重“破茧”》，《东方学刊》，2024年第4期。

  [5] 门洪华、王文琦：《争取“中间地带”：理论探索、战略实践与中国取向》，《社会科学》，2024年第9期。

  [6] 张佳俊：《超越陷阱：从“文明冲突论”到“文明共生学”》，《会主义学院学报》，2026年第1期。

  *本文框架形成于2024年中，成文于2025年初，部分内容曾在科技部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四川外国语大学、北京大学以及第七届“美国学与国际研究论坛”作研讨报告，幸蒙产业界、政策界、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界多方同仁批评指导。本文概要版《外部风险意识为区域国别研究提供六大突破口》发表于《中国社会科学报》2025年8月5日第11版；缩减版《聚焦六大关键要素 推进高水平涉外经济研究》发表于《经济导刊》2026第1期。此处为全文版。在此对各位同仁和编辑致以诚挚感谢。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社会文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全球与区域国别学院副教授，北京大学法学博士。

  这是一篇难得的,清醒的,高瞻远瞩的好文章[鼓掌][鼓掌][玫瑰][玫瑰] 百年不遇大变局，我的国，理当深刻构思新发展雄略，扬长辟短，戒骄戒躁，团结民意，塑造一个欣欣向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立于世界丛林而不倒！！[加油][加油][加油]

  区域国别研究对象与内容。对象：全球各国、各区域。内容有，基础：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宗教、社会结构，现实：政治制度、经济模式、法律体系、外交政策、安全与军事，互动：对外关系、区域合作、全球治理、文明交流。